最近，北大教授张丹丹发表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她提到，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虽然正规工作有五险一金，但却要“牺牲自由”；而灵活就业者所追求的正是“自由度”，社保不足，只是“自己管自己的代价”。对此，胡锡进也开口反对，称这种观点“无法接受”，公众情绪愈发激动。实际上，一个教授发表一段脱离群众感受的话并不新鲜，知识分子的“何不食肉糜”事件屡见不鲜，但这次的情形却有所不同。真正令人感到寒意的并不是张丹丹个人的言论，而是如果在决策者的位置上，有人也是同样的观点，那将会是什么情形？

首先，张丹丹的错误在于将一套华美的辞藻包装成真实的生活状态。许多普通人心知肚明，所谓的“灵活就业”往往只是一种无奈的隐喻。没有工作时被称作灵活就业，失去了稳定性被称为自由职业，缺少保障被称为新工作形式。虽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愈加美好，然而生活的现实却是越来越严峻。“灵活就业”这四个字最讽刺的恰恰在于，它试图让人信以为真——困境仅仅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并非愚人，没有保障的生活不可能因名称的变化而获得尊严，未来的不确定也不会因为美名而变得光明。生活的好坏从来不是看词汇，而是看现实。张丹丹的问题在于，她在优雅的词汇中游荡，却忘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她把被动的生存状态强行归入“主动选择”的模型中。教科书上所说的“灵活=福利”前提在于自由选择，而年薪百万的独立设计师可以选择不坐班，那固然是为了追求自由。但是在3.2亿灵活就业者中，有多少人真的是“主动选择”呢？大多数人因失业、年龄、债务、收入压力被迫选择跑滴滴、送外卖或打零工，他们不是选择“自由”，而是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灵活”没有退出的权利，今天不工作就没钱，明天不接单就没饭，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将社会应当承担的生存风险转嫁给每个孤立的个体。这样所谓的“福利”，对每天辛苦工作的外卖骑手来说又在哪里呢？是在风雨中？在没有工伤保障的情况下？或是在六十岁仍为生计发愁的境地？

其次，王朔曾说过的一句话非常有刺痛感，那就是“世上最无耻之事，就是歌颂穷人的苦难，以此来愚弄底层人民”。细细推敲这句话，将“灵活就业”视为“福利”的恰好就是这种愚弄。明明是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偏说是“自主选择”；明明没法找到稳定工作，却要声称是“拥抱自由”；明明社会没有足够的安全网，却要归咎于“个人的偏好不同”。这并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在用体面的语言华丽修饰生活中的困境。比起无视苦痛，更可怕的是美化痛苦；比起掩盖问题，更荒唐的是将问题夸大为福利。或许张丹丹在学术上掌握劳动经济学，而她所看到的只有模型，没有真正的人；只有词汇，而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这些研究者们逐渐适应在数据、模型和论文中探讨世界，将现实抽象成变量，将人的痛苦简化为参数，最终忘却了每一个数据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和一个咬紧牙关的家庭。

回到本文的核心，一个张丹丹并不可怕。作为北大的教授，她所说的不切实际的言论无非是引起网民的批评，待舆论风波过后，她仍然可以继续在北大教书育人，而普通人则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双方其实毫不相干。但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在决策位置上，有人持有与张丹丹类似的认识，这种想法会给普通人带来多大的不幸。假如决策者真的相信3亿灵活就业者就是选择了自由，在“用社保换取自主”的美好幻想中，外卖骑手甚至可能被认为比坐办公室的白领更快乐，这将撼动整个社会。如果决策者真的相信这一套逻辑，那么所有本该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保障的政策都会化为一句轻飘飘的“这是他们自己选的，他们乐意；社保覆盖率低？他们不在乎；劳动权益缺失？他们无所谓；收入不稳定？他们求的就是自由。”这样就等于什么都无需改变，3亿人继续“灵活”下去，决策者也可以自得其乐。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张丹丹触碰了社会话题中不可碰触的两条常识底线。首先，不能将被迫的生存状态解释为自由选择。“灵活就业”这一概念本身就如同语言的艺术表演，它把“没工作”包装成“新兴业态”，把“没保障”美化成“高自由度”。而张丹丹的言论不过是在给这套话语披上“学术的金边”。明眼人一听便知：这叫自由？不如我们来互换一下。其次，复杂的制度性问题绝不能被简化为个人偏好。社保缺失、收入不稳定、权益不清晰，这些都是与3亿人的尊严息息相关的系统性问题。将其简化为“有人偏爱自由，有人偏爱稳定”这种个人口味问题犹如将饥荒简化为“有人不爱吃饭”，既荒唐又残酷。

有人或许会认为，一个教授的言论无关紧要，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其实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发声。